直到中午，不停来往的人群才传回来一个新的消息：策划爆炸案的主犯已经被抓住了，那个人就是满洲国兴安分省省长凌升！
范杰听到这个消息，人直接就愣住了：凌升是谁，他怎么会参加到这起刺杀事件当中呢。
范杰可以肯定的是自己的人手除了范兵，其余人早就在爆炸发生的前一天，就已经全部撤离了新京，根本就不会有被抓获的可能！
那凌升是怎么回事？
范杰开始小心的打听了起来，好在与范杰有着同样好奇的人并不少，范杰一个人并不是太过于显眼！
原来凌升是蒙古族呼伦贝尔盟索伦右翼的正黄旗人，其父便是原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
这父子二人都不是省油的灯，早在清末民国初年，清廷在呼伦贝尔地区改设民治，废副都统衙门，移民实边。由于这一“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过急，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激起少数民族官员和牧民的普遍反感。
他们在厄鲁特旗总管胜福、新巴尔虎旗右翼总管车和札的带领下，于1912年1月发起呼伦贝尔历史上的独立事件。在这次“独立”中，凌升作为胜福的得力慕僚，初露锋芒。此后，他被提升为佐领兼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右两厅帮办。
1917年夏，在日本扶助下，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匪帮2000余人突然袭击并占领呼伦城。在这紧急时刻，受副都统胜福的委托，凌升组织蒙旗联军，讨伐色布精额匪帮。在这一事件中，又一次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副都统胜福和各蒙旗的信任。不久，他出任厄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外蒙古的自治开始失去依靠。
在这种情况下，凌升等人便很是顺应潮流，识大体，他们于1920年1月呈请东北当局并转请中央政府，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中俄会订呼伦贝尔条件》。
同年2月，呼伦贝尔地区恢复民治，设善后督办公署，同时，仍保留副都统署，专辖蒙旗事务。由于凌升的卓越才干和突出的政绩，使他逐渐成为呼伦贝尔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代表，亦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重视。
1920年以后，凌升先后担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北京政府参议，并被封为辅国公。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苏军在海拉尔成立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主动请缨出任会长。
这一事件解决后，苏军在撤退前与凌升商定：一旦苏日发生战争，呼伦贝尔应向苏靠拢。“满洲国”成立后，日方曾向凌升询问有无此事，被凌升一口否认。但此事依旧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9?18”事变发生后，凌升也曾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主动参与到“建国”活动当中，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恭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
“满洲国”成立后，贵福担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
凌升对溥仪十分忠诚，也深受溥仪的信任。溥仪甚至让其四妹与凌升之子色布精太订亲，并任命色布精太为自己的侍卫官。
然而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便加紧其吞并我国东北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统治机构都委派掌握实权的日本官吏。这些人名义是“辅佐者”，是副职，但实际上都是发号施令者，是“太上皇”。
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真面目之后，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都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凌升是“不老实的人”。
日本在加紧推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为拢络人心和进行奴化教育，曾于8月份组织伪满政权的官员到日本观光并参拜各地的“天照大神”神社，凌升以其是日本人的神社而拒绝参拜。
当伪满政权的官员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日本留学时，他又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时在长春“满洲国”宫内府任侍卫官的色布精太退职，送往哈尔滨铁路政法大学学习俄语。
前几天，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
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岗村宁次不知所措，怒不可遏。
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关东军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
凌升也是参加了前天夜里的晚宴的，结束晚宴之后，凌升同样也被软禁在里缉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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