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除了宋既，还有刘兴纯和李方膺，前者担着安定江南的重任，掌江南军政事务，后者以布衣身份在江南推动人心变革，对民情有更多了解。
“政事堂去年就定下了江南官府下乡方略，由国中精干官员掌总监察，江南留用官员沟通上下，本地胥吏经办实务，考虑得倒是周到。八百多官员也已早早分批讲训过，追着韩都督大军脚后，奔赴各地，就任署理知府、知县、同知。有江南义勇军和早前经厘金局转手掌握的衙役支撑，地方安靖事务正步步到位。”
刘兴纯先谈他手里这一摊，在他看来，乱相虽无关大局，却也让人忧虑。
“入江南的官员虽多，可仅只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就划有三十二府，二百零七县。八百人撒下去，只能提纲挈领，维持大面。”
“方略重点是留用江南本地官员，但因李绂之前破罐子破摔，抹了满清府县衙门的威权，旧朝官员六神无主，散去大半。因此不得不仓促拔起众多胥吏，而这些人泥沙掺杂，难以甄别。少了本地官员连通上下，新任官员难以把握到治政细务和具体民情。”
“此事官家也知，还自军中抽调稳重可靠的军官，紧急讲训，补全法司官员，让江南官府先完成刑政两分这一步。主官专注于安靖民生，江南行营才能稳住江南大局。”
“江南之乱，不仅在本地新复，也在北面。年羹尧等人北退，河南、山东等地流民入江南，其中还夹杂着各色教匪乱贼。这些乱子非兵事，必须得亲民官料理。这个时候，政事堂还要按部就班，一力推行官府下乡，臣觉得有些操之过急。”
刘兴纯转了一个大圈，实际在抨击政事堂依葫芦画瓢，要将英华本地已经成熟了的官府下乡体制雷厉风行地推下去。也不管江南刚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安定。
官府下乡过程夹杂着大量问题，一个是财政体制的确立，一个是吏治，一个是官员施政理念和经办事务的变革，而这又要牵扯到读书人关于华夏道统的再认识以及对英华天道的认同。
英华在两广、湖南和福建等省也是花了好几年功夫才解决完这些问题，而且经验也未必能用在江南，现在急吼吼地就在江南开搞，刘兴纯觉得江南之乱，根子就在官府下乡这一桩事上。
宋既摇头道：“并非是官府下乡让江南生乱，而是在江南新复，仍在乱时，此刻推行官府下乡，阻力最小，非议最少，二者因果可不能颠倒了。”
作为西行三贤里政经造诣最深的一人，政事堂所颁行的江南改制法令，大多出自宋既之手。刘兴纯当面告御状，他自然要讲透道理。
“我英华国体迥异于历朝历代，为三千年未有之变。非封建，非郡县，而是容农稼、工商、资本和民约天宪于一身的大一体。官府下乡，不仅是安民、征赋、行法，还要推动资本重组天下，惠泽万民，同时也要钳制资本，管控工商，扶弱恤贫，不致害民祸国。”
“这几年来，我英华资本由龙门而出，已卷江南髓里。此时夺了满清的皮面，若是不赶紧由皮入里，把住根脉，资本就要为祸江南，到时情形更不可收拾。早年田价狂澜，鱼头街风波的故事，怕要在江南更烈十倍上演。”
“此事征兆，已在另一桩大事上有所显现，这个稍后臣再细谈。就说这官府下乡，虽因行事之人不太堪用，搭起来的架子，常人也只见官吏多出数倍，害民也随之数倍，但就如治病，这些苦痛在所难免。制在势前，先立制，再清势……只要江南人心能归拢到华夏道统之下，了悟英华天道的士子越来越多，一步步将架子上的烂肉剔换掉，制成势顺，江南融入我英华，也就指日可待了。”
宋既这番话出自治政者角度，功利气息太重，李方膺不满了。
“我英华天道，与官儒道统相悖，要得江南人心，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其间关节曲折，有些事就该体谅江南人心，暂缓推行。官府下乡倒还是其次，在龙门就学的江南士子，对我英华江南施政哪一桩最不满？族田分户！”
李方膺话里既有无奈，又有愤慨：“族田的确不容于我英华国体，可就在广东，十来年消解，现仍未尽全功。而江南不同于两广福建，宗族势大，族田众多。整个松江府，一成以上土地是族田，维系着整个松江府的富户士绅。”
“我英华在江南行新政，在这田亩事上照搬族田分户之策，这对江南士绅富户来说，不仅是绝族恶政，更导人心争利，变亲为仇，道德沦丧。”
“原本族田为一族共有，族中人户都分沾其利。现在官府推着民田过官契，过了官契，买卖就有官保，却不认族田这一项，必须定到具体的人户名下。人心都是逐利的，官府这么推，大家都想着分掉族田，可族田怎么分，根本就无公平服人之法。以强凌弱，以狡欺愚，桩桩丑事在这江南升起，民德败坏，数十年未见！”
李方膺感慨道：“草民在龙门办学，鼓吹天道，以天人之伦、义利一体为旗号，本已渐得人心。可此事喧嚣而起，学子当面诘问，说我英华导人争利，以致骨肉相残，义在哪里？而天人三伦的人人自利而不相害根本就是大谬，你看，连族亲都难各自得利而不相害，更何况无亲之人？草民学识浅薄，无颜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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